近日有幸拜读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9月1日王春瑜先生《何必登上你的贼船——煞风景的考证之一》，揭露了剽窃风之持续升温，感慨系之。近年来，在社会上，以至学术界，各种歪风邪气之所以可悲和可怕，正在于其成风成气。孔子说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如果发展到不德不孤，必有邻，做了缺德事没有愧于见人之感，相反，把脸一抹，照旧是道貌岸然的“君子”，在很多人中间没有孤立感，反正是大哥不会笑二哥，脸上麻子一样多，不但有人为之开脱，更有人为之捧场，这就难治了。
这里想谈一件得罪人更多的事，就是空头主编热。记得80年代，偶而与四川贾大泉、张邦炜两先生谈天，听到了他们对学术界“新风”的八字概括，叫做“由学入官，以官养学”。所谓“官”，这里主要还是指在学术界当个领导，譬如所长、院长、校长之类。他们既然没有足够时间从事学问，又必须维持当官者的体面，因为事实上有一种逻辑，有权就有学问或学问高明，没权就没有学问或学问低下。于是就只能在“养”字上挖空心思，有的设法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在前，有的叫别人为自己代笔，有的当空头主编，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不少官有一种心态，就是自己既然成为一个单位之尊长，对实惠就有优先权，别人就有义务奉承自己，为自己效力。这是他们难以启齿的天经地义。
八、九十年代以来，空头主编热持续升温，不少名流倒不一定有官衔，却也投身到那股热潮之中。利用自己的一点知名度去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，再用他人的劳动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名利双收，何乐不为，于是竞相仿效，蜂拥而上，形成学术界一股强劲的歪风。有的空头主编言必称马列，而对他人学术劳动的剥削，甚至超过资本家剥削工人。社会确实造就了一批学术活动家，他们热衷于名利，陶醉于风光体面的各种活动，而淡泊于研究。有的还层层盘剥，大主编之下又有分卷主编，形成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的状况。牛顿说，他的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，而不少中国名流和学官的嗜好，却是踩在别人的背上。在空头主编满天飞的情势下，一套套卷帙大得吓人的著作和丛书问世了，众人出力，一人成名得利，主编们其实根本没有足够的学力、精力和时间，真正对全书的质量负责。粗制滥造的作品不难得到好的书评广告，有知名度的人当主编，就更难得到中肯的批评。主编既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名誉和地位、本小利厚、甚至不劳而获的象征，抢不到此头衔的某些人也就不免眼红心热，渴望着过一下主编瘾，他们又成了空头主编群的后备队。十年的媳妇好不容易熬成婆，当了婆自然也会设计虐待新媳妇。
其实，中华学术界的前辈学者并非没有流传好的学风。已故的顾颉刚先生热心于扶助和奖掖后辈，就是非常出名的。很多前辈学者也是这么做的。如张政火良先生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和精力，为后学者铺路，而从不要求别人有任何回报。他们是后辈的光辉楷模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因为客观的环境，治学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，在学问上与前辈优秀学者存在着明显的、无法弥补的差距，本是无须争辩的客观事实。厚待其他学者，特别是后辈，就尤其必要。自己学力不足，对后辈学者的助力本来就十分有限。后辈学者能够超过自己，这是大好事，应当举双手欢迎，更不应踩在他们背上，把他们当作剥削对象。
依我个人之见，凡是个人无法承担的集体以至大型课题，可以不设主编的，尽量不设主编，而设置主编，就不能当空头主编。主编不但必须有足够的学力，而且须要负总责，认真投入最大的劳动量，才足以保证整个课题的质量。
众怒难犯，这篇短文当然是犯了众怒，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。难道缺德的行为，就不应当放在良心的审判台上，接受一点口诛笔伐？好样的，自己写，别拿他人的辛苦劳动成果当垫脚石！心安理得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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